5.3.1​ 从谏如流VS力排众议在解决方案推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疑惑、变通,甚至反对的声音,这些声音显然对工作造成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些不同的声音呢?大名鼎鼎的商鞅是这样做的: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凡是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被打上了“乱法之民”的标签被施以严惩,唱反调的人自然就闭嘴了。这种极为刚性的处理方式,可以使法令在短期内获得推行,令管理面貌为之一振;但是,如果无法获得多数人的支撑,将会出现人亡政息、重回旧轨的结局。更为重要的是,研发体系改进获得成功,内在动力在于关键性业务能力的提升,而不是仅仅在表面上落实一套体系制度;没有主要干系人的由衷支持,在实际执行时就会处处打折扣,是无法获得真正效果的。那么是否需要遵循多数人的意愿,待时机成熟后再进行实质性的改进举措呢?要知道人是有惰性的,一个组织更是如此。如果仅仅凭借温和、怀柔的说服引导工作,寻求这个成熟的时机恐怕是非常渺茫的事情。面对挑战和反对的声音,拿出和风细雨的工作作风、等待水到渠成的机遇到来,结果却“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反其道而行之,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对反对声音进行迎头痛击,乃至压制,又会造成大家的抵触情绪,而无功而返。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应对这些不同的声音呢?折中的态度是否会获得更好的效果呢?实施改进的唯一目的是获得真正的绩效提升。而在试点验证和全面推行的过程中,常常会暴露出方案本身的缺陷,这就需要我们适时的修正方案,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要放弃新的体系。导致这些不同声音的原因,一部分是工作不习惯、不熟悉;另一部分则反映了解决方案本身的缺陷。在看到阶段性结果之前,无从分辨“固执己见”和“锲而不舍”。因此,一味地姑息、一味地强硬,都并非明智之举。一个正确的观点是,用实践去检验解决方案。如果实践证明方案是有效的,就应该坚定的全面推行;如果实践证明方案没有效果,那么就应该被果断调整甚至放弃。某公司为适应软件产品快速交付的需求,引入了敏捷开发模式,制定了相关的研发管理流程和制度,这与原来的研发模式存在很大差异。在推行伊始,有些研发团队认为敏捷研发的要求过高,很多推荐的研发实践(比如测试驱动、短周期迭代、重实现轻设计等)缺乏应用场景,因此并不打算落实到实际研发项目中。该公司的研发领导并不否认推行敏捷模式具有一定的困难,同时也不认同知难而退,关键是敏捷模式能否为研发项目带来价值。因此选择了两个项目作为试点,在敏捷教练的帮助下,严格执行敏捷研发的实践。通过试点运行,敏捷模式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项目组应对需求变更的能力大为增强、交付质量也有所保障。同时,项目组也认识到,敏捷模式具有典型的适用范围,对团队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试点实践,该公司调整了敏捷研发的相关管理机制,并设计了mini项目演练以帮助研发团队熟悉敏捷模式。敏捷模式在该公司的推行进展比较顺利,项目进度和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1.信息提供顺序小王制定出各种信息,去与设计师沟通。要求将产品概念及属性、卖点、用语用在产品外包装及广告宣传物料上。我:先不要将太多文字信息给设计师,将核心目标消费群体和核心概念、产品配料等基本信息描述给设计师就好了,其余的信息不要多给。小王:为什么?我:任何产品都需要有一个好的视觉符号。人的思考分为左右脑思考的,左脑负责文字信息,右脑负责视觉信息。视觉信息与文字信息都是传递信息的手段,但在人的习惯中,视觉信息往往优先于文字信息的。但是左脑的理性文字思维往往压制右脑的视觉感性思维。设计师右脑型思维,你是左脑型思维。设计师的灵感最好在设计之初不要被压制,这样的话她可以设计出好的独特视觉符号,术语叫视觉锤。初步有了设计思路后,你们再交换大量信息。小王:好,原来如此。2.视觉符号设计的要点设计一个好的视觉符号非常重要。非作者之长,在这里推荐阅读由定位之父艾·里斯的女儿劳拉·里斯所著的《视觉锤》一书。书中对视觉锤的作用及设计思路展开了详尽的分析,非常值得一读。3.文字信息与国家法规小王等到设计师设计了基本视觉符号后,提供了大量信息。设计师:信息太多了,不好设计。还有品管部交代过,要尽可能简化设计,最好没有,因为国家法规太严,职业的打假人士太多。小王找到我,如实表达了设计师的观点。我:确实如此。设计师告诉她,信息量太多,在有限的版面空间内,非常不好表达,另外会降低产品的档次。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与目标消费者沟通产品的价值。大企业可以运用铺天盖地的空中、地面广告来宣传这一切,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供使用,产品外包装及海报等简单的物料是最直接和节省资源,也是使用最多的选择。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舍弃一部分产品包装的美观和形象,去选择最直接的语言表达,而不是让消费者自己去猜测、提炼出来,消费者也不会主动做这个动作。小王:是的。我:信息的表达,除了文字本身外,信息图形化和符号化、字的大小、间距、颜色等都很重要,这些决定着字体印刷的美观。设计师在这方面很专业,你再去寻找一些日本的产品包装(日本的包装文字排版非常专业),提供给设计师。小王:好,可是法规限制,怎么办呢?我:这一部分比较费力气,但也有规律可循。国家对于标签(外包装)有明确的法规限制,如何在法规与使用之间找到突破点很重要。既不要违反法规,也要能得到信息最大化体现。最无奈和可怕的就是因为害怕触犯法规而放弃,导致最终产品的价值无法被消费者感知。这个要不断去与品管部沟通,他们对法规很专业,但对消费者环节不懂,你正好相反。你们一起找出可以用又合法的词汇。实在无法体现在外包装上的,与技术、生产部门沟通,可不可以制作挂卡之类的悬挂在包装上。如果实在不行,最后也要考虑放在广告物料上,受限于我们的人员覆盖限制,广告物料的使用范围会小很多,但总比没有强。4.包装要看起来越大越好规格属性的体现也有一个原则:同样分量规格,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包装看起来越大越好(但不要过度包装),尤其对于礼盒等产品更重要。还有,全覆盖设计的产品包装,有一个重要原则:在包装上开窗(也就是留出一定空间,为透明色),让消费者一定直接观察到产品本身,体验产品的物理属性,否则消费者会很可能不予以考虑新产品。5.包装实样测试注意不断测试包装与竞品之间的差异性。手工打实样,完全实景与竞品陈列在一起做比较,来判断样式、风格、色彩和布局及信息的有效性。
线下则借助原有分布全国的网络销售系统,构建完善的物流配送及服务终端系统,形成乡镇区域运营及体验中心,并配备专业的农业种植达人和专家技术团队提供专业的技术相关服务。加盟田田圈则需缴纳加盟费,但同时会返部分用来当作开店所需资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花钱加盟田田圈?先来看一下具体的实际情况,到实体店你就会发现田田圈店面内外都有统一的形象设计(如图2-4所示),各类农资产品都是分类摆放、整齐有序、明码标价、现款交易、直接入账,不能赊销。以前零售店里的商品都是五花八门,零售商卖的商品来自很多家经销商,而一个经销商也同时拥有很多不同生产厂家的产品,所以最后集结到零售店里也是杂乱无章的。而农资销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品牌的信任,对于一个未知的品牌,就算配方是一样的,农民也是不敢轻易尝试的,他们只会从信任的人手里买信任的品牌。图2-4田田圈的店面图现在到了田田圈店里,零售商只会销售加盟了田田圈的经销商代理的可信品牌和诺普信的相关产品,从之前的鱼龙混杂变得规范化,从质量和信任上有了保障,并且还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比如,技术支持帮助,告知不同农产品的用法、用量及使用时间等。而且价格低廉,产品价格平均下降了20%,主要是因为田田圈改变了以往各级层层代理加价的模式,和经销商合作共同出资建立服务中心,并让零售商加盟成为员工,使得销售渠道更加扁平化。以低价为切入点,有的田田圈开店不到两月销售额已突破80万元,而据其负责人称,去年一年的销售额才30万元。不止一家,多家田田圈中心店都传出销售额翻倍的好消息。单看业绩,你说值不值。
什么是现象学?从字面上看,“现象学”(phenomenology)即有关现象的学问。但大千世界,现象纷纭。有物理现象如万有引力,有天文现象如流星雨,有化学现象如化合与分解,有生理现象如消化不良,有心理现象如单相思、白日梦,有社会现象如贪污腐败,甚至也有超自然现象如通灵术……每个现象领域都有自己领域的研究专家,于是而有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通灵学家等等。那么现象学家研究哪门子现象?除了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心理现象、超自然现象外,难道还有一门专供现象学家研究的秘而不宣的现象?“秘而不宣的现象”一词本身就有语病,现象之义即宣示出来的东西,说秘而不宣的现象就等于说不宣之宣,自相矛盾,昭然若揭。  仿佛只剩下了一条出路:现象学家研究的是现象总体即世界。哲学不就是世界观吗?现象学不就是一种哲学吗?现象学就是一种世界观,而且研究世界现象。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结论。然而现象学运动中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明确反对所谓的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时下将哲学等同于世界观已成“常识”,据说,世界观即是对世界之总的“看法”,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最新成果的“概括”与“总结”。自然科学的成果、社会科学的成果、思维科学的成果都是“理论成果”,对理论的“概括”与“总结”则是理论的理论,而且通常是最蹩脚的理论。理论已与现象隔了一层,理论的理论与现象则是隔了双层。将现象学与世界观划等号差不多等于从石头里取水,两不相干。  “现象”之为“现象”,即是显现出来的东西。依海德格尔的考究,“现象”一语出自希腊词φαιυóμευου,该词由动词φαiφεóθαι派生而来,而后者的意思就是“显示自身”(显现)。因此φαιυóμευου等于说:显示着自身的东西。而“学”之为“学”就是“让人来看”。“学”一语出自希腊词λóros,原义即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言谈所及的东西”。现象学于是便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  于是,现象学成了一门“看”的学问。“看”就有个“看法”问题,现象学被作为一种方法即是“看的方法”,这个“看法”很简单即“如实看”“如如”。本世纪初的哲坛充斥着“回到康德去!”(新康德主义)、“回到黑格尔去!”(新黑格尔主义)、“回到托马斯去!”(新托马斯主义)之类原教旨主义式的口号,唯独胡塞尔一声“回到实事本身去!”之大音(BackToThingsThemselves)至今仍然有所回荡。回到实事本身去,即是如实看。然而如实看知之甚易,行之艰难。人们不是往往在声称如实看的时候,恰恰看到的只是他的一偏之见,只是一些理论,只是一些个人的利益与兴趣吗?一叶障目与盲人摸象的人往往也是那些把如实看挂在嘴头叫得最响的人。于是便有一个如何如实看,如何回到实事本身去的问题。在胡塞尔便有了一套如何如实看的方法论训练,如现象学悬搁、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等等。然而它既然是一套“方法论”,便仍不免是一种“理论”而非现象,因而也不免被掌握着“如实看”法宝的其他现象学家所“悬搁”“还原”。现象学的“如实看”遂变成了一种“如是我看”。  因“我”之不同,“如是我看”的东西也因之不同。在“回到实事本身”的总看法下,产生了不同的“亚看法”。在胡塞尔那里,回到实事本身,即“诸原则之原则”,那就是:“每一种源始所予的直观都是知识合法性(Rechtsquelle)的源泉,在源始形式的(好似在其机体的实在中)‘直观’中直呈自身的东西,只应该如其给出自身的那样,并且只是在它直呈自身的限度内被接受。”1于是,对胡塞尔而言,回到实事本身便是回到源始直观、回到明证性、回到纯粹意识;然而,同样打着回到实事本身大旗的海德格尔却根本不买胡塞尔的直观的帐,“直观”是“远离源头的衍生物”,“连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也植根于生存论的领会”,“只有存在与存在结构才能够成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而只有当我们获得了存在与存在结构的鲜明概念之后,本质直观这种看的方式才能决定下来”。2而胡塞尔“如实看”的还原法也由回到Noesis-Noematic的意向结构变成了由“存在者转向其存在”。3回到实事本身在海德格尔这里便成了回到存在本身。而在梅洛一庞蒂的哲学中,“回到实事本身,就是回到先于知识、知识一直在谈论的世界”,4于是回到实事本身在梅洛—庞蒂这里便成了回到知觉、肉身化的知觉。他一方面声称“现象学只有通过现象学方法才能通达”,5另一方面又断然宣布,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法“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彻底还原是不可能的。”6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回到实事本身这句口号颇具讽刺意味,在不同的现象学家那里,对实事的理解竟是如此之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回到实事本身差不多成了回到每个现象学家的理论的代名词。  胡塞尔藉其回到实事本身的“如实看”而发现了先验意识之领地,他曾以发现“应许之地”的摩西自命,也一度希望后继者会进入这片应许之地有所耕耘与收获。然而,他的哥廷根的弟子们一古脑地忙于“对象”这一“实事”的描述,而与他本人的进一步的期待拉开了距离,他曾一度寄予厚望的约书亚——海德格尔则在“实存”的“实事”中越走越远。他不无伤感地感慨道:“作为科学、作为严密的、必然真实地严密的科学的哲学——这一梦想结束了。”7他在致Welch的信中黯然写道,统一的现象学运动并不存在,所谓的“现象学运动”对现象学的“如实看”方法(还原法)茫然无察。8  没有一个统一的现象学运动,这不只是胡塞尔一个人的看法,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一书中明确告诉我们:“在现象学研究内部,对现象学的性质及其任务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即便这些在界定现象学性质中的差异能找到一个相同点,这个如此获得的现象学概念——一种平均化的概念——能否将我们引向有待选择的具体问题是值得怀疑的。”9梅洛—庞蒂不仅认为在诸现象学家中难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对于现象学的认识,即便对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也很难找到一个唯一的标准:“什么是现象学?在胡塞尔第一部著作发表后的半个世纪后依然问这个问题看来有些奇怪。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现象学是本质的研究,依照此,一切问题都等于去发现本质的界定:例如知觉的本质、或意识的本质;但现象学也是将本质置还于实存之中的一门哲学,它并不期望在‘实际性’(facticity)之外出发获得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它是将自然态度下产生的主张悬置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先验哲学;但它也是在反思开始之前,世界作为不可剥夺的在场总是‘早已在那儿’的哲学,它的一切努力都围绕着重新达到与世界的直接与源始的接触并赋予该接触以哲学的地位。它旨在探究成为‘严密科学’的哲学;但它也提供对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时间及世界的叙述。它试图如其所是地直接描述我们的体验,而不考虑其心理学的起源以及科学家、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可能提供的叙述;但胡塞尔在其最后的著作中却提出一门‘生成现象学’(geneticphenomenology),甚至提出一门‘建构的现象学’(constructivephenomenology)……”10而利科则干脆表示:“整个现象学并不只是胡塞尔,但他多少是其中心”,“现象学就是胡塞尔的工作以及由之而产生出来的异端之总体”。11  如果在现象学家中,对于现象学本身是什么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谈论现象学运动还有什么意义?而且,谈论现象学运动的合法性又是什么呢?施皮格伯格在其经典性的《现象学运动》中给出了两条界定现象学运动范围的标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方法的采用”,自称是现象学家的人必须是明确或不明确地使用以下两种方法:“(1)作为一切知识的来源和最后检验标准的直接直观(其意义尚待阐明),对这种直观应尽可能如实地给以文字的描述;(2)对于本质结构的洞察,这是哲学知识的真正可能性和需要。”12由方法上去界定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符合现象学运动这一实事,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一书的“导论”中也明确主张,“现象学一语”乃是“一般科学的哲学的方法之名称”,13又说,“正确地看,现象学是一个方法的概念”。14利科也曾说过,现象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还不如说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多样实现,而胡塞尔不过是运用了其中的几种”。15将现象学运动界定为围绕某种方法而展开的哲学运动,对于厘清现象学运动的范围无疑是一种严谨而有效的做法。施氏以此为标准确定下具体的现象学人选后,依国家或地区以及人头一一对不同的现象学家的思想加以考察,并在最后一编中以“现象学方法的要点”为题对整个现象学运动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概括,算是为现象学运动找出一个“最小公分母”。这种做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不失是好的做法,甚至是一种几近完美的做法。但从哲学史的角度去看,又不能不说有很大的缺憾。因为方法毕竟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每一个现象学家之所以都愿意将现象学视为一种方法,无非是因为它可以为我所用,用来解决自己关心的问题。而且目的(或者说问题)本身对方法有一限定的作用,你总不可能用研究木头的方法去研究白日梦。因此现象学家之所以共同选择了现象学的方法,也说明,他们要处理的问题有某种相近性或相关性(当然是在一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讲)。如果单纯以方法为中心去研究现象学运动,那么,对于这场运动所要处理的问题、16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一种思想上的相互激荡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一种真正现象学意义的“精神空间”——现象学运动本身正是在这个精神空间中展开,并不断地扩展着这个空间的范围——便无从得到应有的重视。至于在这一精神空间开展的现象学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对话”(有声与无声的对话),以及在种种“对话”中所形成的“合声”(或者说趋势、潮流)更是难得一显了。  有鉴于此,本书尝试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对现象学运动的研究,我把描述现象学运动的“精神空间”定作自己的研究目标。当然具体写起来,难免犯下“眼高手低”的毛病,而且,由于学力与时间之不逮,很多重要的问题(如时间性问题等等)、很多重要的人物(如舍勒等等)都没得到讨论,即便讨论到的人物与问题,其探讨之力度与深度也难免有火候欠佳之嫌。我把它抛出来,更多地是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与赐教。  是为绪言。
摘自《苦中得乐:管理者的第一堂必修课》曾伟教授:师父,对于俗世间的人来说,赚钱和修行往往有些矛盾:追逐财富会生贪心,佛门说“贪”是烦恼的根;不追逐财富,世间法又过不去,无车无房会被人轻视。师父,您对此有何开示?大愿法师:我想这里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把赚钱和修行对立起来了,然后制造了一个对财富追还是不追的矛盾。其实,追是错的,不追也是错的。我们该怎么办呢?佛说:“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心上努力,境上随缘;能上努力,所上随缘。”就是说,我的心、我的行为当然是要努力工作,但是我的心并不完全被它控制住,我的心应该更广博,我的心应该让自己有更高的价值。假设我是范曾教授,一毛钱都没有,但是我画一幅画,马上就能从市场拿到一两百万元。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个人拥有财富远远不如他拥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这种创造力就是他的生命价值,这个更重要。我们应该去追求这种创造力,而不是去追求财富。这种创造力就是生命力。创造力来源于修行。行为上,我努力工作,然后能赚钱,但是不代表我的心就要一直被外在的金钱所绑架,我的心有内在驱动力。当我的心被外在的金钱所绑架的时候,这是一种外部驱动力,这颗心是浮动的:我这个月赚了一千元,下个月我希望有两千元。一个企业家今年赚了一千万元,他是不是就知足了?不是,因为它是外部刺激、外部动力,今年赚了一千万元明年就想赚两千万元。就像有人对我说:“师父,我现在只能赚三百万元,当我赚到一千万元的时候,我就放下来了,我就来禅修。”骗人的,怎么可能呢?当他赚到一千万元的时候,他就想:等我赚到一个亿,我就安心了,就什么都不管了,都交给我的团队,我就来打坐,跟着师父学习了。这更是骗人的。怎么可能!为什么?我们要看到他的出发点在哪里:他的驱动力是外部动力。以外部刺激为动力,他心不能安。他的心一直在波动,今年多赚一点,他高兴,但希望更多。这是贪,对不对?他明年赚少了,他很愤怒、很忧虑,他的心一直动荡不安。你想,一个人的心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他快乐吗?他幸福吗?钱给他带来了快乐吗?给他带来了轻松吗?没有!钱给他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而他乐此不疲,一直到他驮不动了,死掉为止。这是悲哀的人生!这是不幸的人生!他身家亿万元又怎样呢?他活得比所有的人都累,但是他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得到。其实这是一种悲哀的人生,是一种无明的人生。也不是说,我学佛了,或者说我要让我自己的生命值钱,所以我就不工作了。学佛修行是要我们在因上努力,在心上努力,让心有内在的动力:我的生命要觉醒,我的生命要更有价值。果上、境上随缘。在境界上面,我照样要好好工作,照样要赚钱,照样要养家糊口!矛盾吗?不矛盾。所以,我们的思维往往容易陷入一个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我如果是这样就不是那样。他就不知道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怎么样都可以,处于一种遍满法界的状态。我在境上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我在心上会让生命觉醒过来,让生命更值钱,更有价值,同时不被外在的动机所动摇。外在我会多赚一点或少赚一点,我的心呢?一直都很快乐。当我在境上努力工作时,我的心能不被它黏住,这个时候,我外在有起有伏,但是我的内在呢?一直在成长,这就对了,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是觉醒的人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有钱很重要,值钱更重要!有钱,往往取决于过去的福报和今生的缘分;值钱,取决于自己的“心”觉醒了没有,生命有没有觉醒,生命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了。所以你想想,外在我们有钱或者没钱,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得了的,但是内在我值不值钱,是我能自主的。为什么我能做主的我不去努力做主,我不能做主的却拼命去贪求呢?那不是在背其道而行之?不是很笨吗?当我们能够拥有无量的包容心,包容整个法界,包容一切的人,不执着又能够拥有智慧相,拥有慈悲相,还能够有觉知心,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值钱,我们的心就能够越来越走向觉醒。当你的内在成长的时候,它会溢出来,你的外在也会成功。内在有成功,内在有成就,外在也一定会成功。就像一朵鲜花,我要招感这只事业成功的蝴蝶,我一直拼命地追赶它。它气喘吁吁,很累,我也很累。就算它被我抓住了,它也没有美感了,一直在挣扎。但是,我可以不去追逐它,我去养一盆花,花的芬芳自然会把蝴蝶吸引过来,围着这盆花翩翩起舞。我很清闲地喝着茶,欣赏这只美丽的蝴蝶,正如我欣赏我巨大的事业的成功一样。我用一种欣赏的心态,来欣赏我事业的成功,来造福社会大众,同时我气定神闲,我的心如如不动,这样的人生不是很快乐、很自在、很幸福吗?不是很有智慧吗?为什么要气喘吁吁去抓那只蝴蝶呢!与其气喘吁吁去抓那只事业成功的蝴蝶,不如让我的生命之花、心灵之花绽放、觉醒,然后生命的芬芳把事业的成功招感过来、吸引过来,对不对?这样的时候我不是什么都得到了吗?这时我们才是从光明走向光明。
就这样,代表团从英国回到南非,未能带回任何喜讯。不过我并不介意大家如何看待我们与安普菲尔勋爵的谈话。我知道哪些人能和我们坚持到最后。现在,我对非暴力抵抗的想法已经成熟,也认识到了它的普适性和优越性,所以整个人心平气和。撰写《印度自治》,就是为了展示非暴力抵抗的崇高之处,检验我对其功效的信念。虽然现在非暴力志士为数不多,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不过资金问题还是让我大伤脑筋。没有经费,坚持长期斗争确实很难。当时我还没有今天这么清醒,还没认识到其实没有经费也能开展斗争,而正义之战往往会毁于金钱。我也没意识到,对非暴力抵抗者或慕慕可庶(mumukshu)149,神只会赐予最基本的必需品。但我始终深信神绝不会弃我不顾,祂必会从绝望的深渊拯救我。(P.354)回到南非,虽然我不得不告诉侨民们代表团任务失败了,但另一方面,我的经济困难却得到了神助。刚到开普敦,我就收到一份英国发来的电报,里面说拉坦吉·杰姆谢德吉·塔塔先生150(他后来被封爵)捐赠给非暴力抵抗运动两万五千卢比经费。这笔钱足以缓解我们的燃眉之急,让我们继续斗争下去。不过,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展靠的不是这一笔或是数额更大的捐款,为真理而战主要靠的还是自我净化,自食其力。如果品格低下,就称不上非暴力抵抗斗争。正如再华丽的宫殿无人居住就形同废墟,一个人如果没有内涵,纵有再多财富也只是行尸走肉。如今非暴力抵抗者已经意识到运动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一方面,布尔人的将领毫不退让,另一方面,立誓以死抗争的非暴力抵抗者不过寥寥数人。双方对峙犹如象蚁之争,大象一抬脚就能踩死成千上万只蚂蚁。非暴力抵抗者不会对自己的斗争设定时限。对他们而言,斗争再持续一年还是数年都一样,因为在他们看来,斗争本身就是胜利,斗争就意味着坐牢,(P.355)意味着被驱逐出境。可是,他们的家人怎么办呢?谁也不会雇用一个说不好什么时候就会入狱的人。等到出狱的时候,非暴力抵抗者要怎样养活自己,养活那些指望他的家人呢?他要住到哪里去?从哪儿弄到房租呢?即便非暴力抵抗者也会为日常生计发愁,这是人之常情。世上很少有人能做到为了正义斗争,就不管自己亲人的死活。自己遭罪算不上什么,但岂能连累亲人吃苦挨饿?到目前为止,非暴力抵抗者被捕入狱后,他们的家人靠的就是我们每月提供的微薄津贴勉强度日。我们不可能给每位非暴力抵抗者都发放等额的家属津贴,一名要养活五口之家的非暴力抵抗者和一个单身的非暴力抵抗者不可相提并论。但我们的“部队”也不可能只招单身汉。所以我们只能用这样的原则,即征询每户所需最低生活用度,然后在信任的基础上按需分配。这么做当然大有空子可钻,有些无赖之徒会从中谋利,有些人虽然诚实,但过惯了好日子,(P.356)自会希望津贴能让他们保持原有生活水准。我发现长此以往运动难以维系,既可能会对真正有需求的人不公,又免不了让狡诈之徒有机可乘。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家属都聚在一处,让他们组成一个合作式共同体。这样就没有作假的余地,对谁都公平。集体经费也能省下不少,还能培养非暴力抵抗者家属适应简朴的新生活,彼此和衷共济。让不同籍贯、不同行业、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同胞有机会共同生活。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合适大家生活的地方呢?要是住到城里,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光房租可能就赶上买口粮的钱了,再说灯红酒绿的城里也不易于过简朴的生活。再就是城里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地方,能让这么多户人家不出门也能干些有用的活儿。所以显然我们得挑个离城市既不太远也不太近的地方。(P.357)我们是可以去凤凰村,我们已经在那儿出版《印度舆论》,而且也种了些庄稼。凤凰村还有其他一些便利条件,但就是太偏了。那儿离约翰内斯堡三百英里,去那儿光路上就要花上三十个钟头。所以要把这么多家属送过去再接回来,既困难又花钱。而且,这些家属也不愿意抛家舍业地跑到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去;就算他们愿意去,我们还是觉得把他们和出狱的非暴力抵抗者送到那儿不妥。所以必须在德兰士瓦境内,在约翰内斯堡附近选址。结果1910年5月30日,之前我向读者介绍过的卡伦巴赫先生买下了一个农场,面积约有1100英亩,供非暴力抵抗者免费使用。这个农场有近千棵果树,一座小山脚下还有一幢小房子,能住下五六个人,且有两口井和一眼泉能提供水源。农场离最近的火车站劳雷站(Lawley)大约一英里路,离约翰内斯堡也就二十一英里。我们决定在农场盖房子,请非暴力抵抗者的家属过来安居。(P.358)
在2017年12月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上,腾讯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腾讯在互联网时代要做去中心化的赋能者,并不试图去掌握别人的命脉。他为自己在商业生态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我们不是出租,而是请你来建房子,建完房子就是你的,你的客户、粉丝都是你的,不需要再交月租,不需要每年涨价。”马化腾还将赋能分为中心化赋能和去中心化赋能。他认为,中心化赋能还是掌控了利益相关方的命运,且被赋能者的安全程度不高。可以看出,马化腾倾向于打造去中心化的赋能式商业生态,并以此为自豪。笔者认为,马化腾说的“赋能”正是网络层面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在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连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企业与各类利益相关者有效连接而构建而成的商业生态簇会形成巨大的竞争优势,“富生态”已成为很多企业的愿景和战略目标。企业构建“富生态”时需要重点考虑赋能和使能,赋能和使能的内涵及其区别是什么呢?(一)赋能与使能赋能是企业通过提升被赋能的能力,直接地增强了赋能企业生态系统的竞争优势,从而更好地服务自己的用户。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有交易就叫赋能,赋能企业需要对被赋能企业做出实际交易之外的贡献。华为手机的供应商包括星星科技、诚迈科技、中科创达、汇顶科技、同兴达、联合光电、比亚迪电子、京东方、通达集团、水晶光电等公司,但如果华为手机仅仅与这些供应商产生业务交易,没有做出实际交易以外的贡献,那么华为手机与这些供应商之间就不是赋能企业与被赋能企业的关系。常见的赋能做法常见的赋能做法有综合服务赋能、金融赋能、技术或知识产权赋能、信息化工具赋能、数据/大数据赋能。(1)综合服务赋能赋能企业为被赋能企业提供多种综合服务,提升了被赋能企业的能力,增强了赋能企业生态系统的竞争优势。母婴连锁店是婴幼儿奶粉制造企业的重要销售渠道。婴幼儿奶粉制造企业通过培训产品知识、传授终端陈列技巧、直接指导和参与终端促销等方式,提升母婴连锁店的获客能力和推销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婴幼儿奶粉企业自身的用户。(2)金融赋能赋能企业为被赋能企业提供借贷、投融资等金融服务,进而增强了赋能企业生态系统的竞争优势。金融赋能常见的有大型企业集团会对供应商、分销商提供资金拆借或信贷融资。2013年,京东上线了供应链金融产品——“京保贝”,通过对京东平台上采购、销售、财务等数据进行分析,完成对供应商的自动化审批、风险控制和放款,使得供应商可在额度范围内灵活融资。(3)技术或知识产权赋能温氏集团采用“公司+农户”模式,温氏集团与养殖农户除了常规的禽苗、畜苗、饲料、生猪、肉鸡、肉鸭交易外,还对农户输出养殖技术和环保标准,免费指导养殖户参照环保标准建设养殖场、指导农户的养殖技术、参与养殖的过程管理等。(4)信息化工具赋能还是以温氏集团为例,非常注重为农户提供现代的信息化工具,为农户的每一个鸡舍(猪舍)内都安装了RFID芯片,进而使得农户养殖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信息化。温氏集团的技术员便可用手持终端对农户所饲养的每一批肉鸡(肉猪)的饲料领取时间、喂养食量、出栏时间、疫苗时间等信息进行实时分析,及时发现不符合养殖标准的地方,及时提醒养殖户进行管理和改进,提升农户整体的养殖水平。(5)数据/大数据赋能沃尔玛利用自己更加贴近终端消费者的优势,在实际交易以外帮助供应商增强对消费者需求的理解和反应,进而更好地服务沃尔玛自己的用户。例如沃尔玛会给宝洁公司提供市场需求数据和信息,宝洁会根据沃尔玛提供的数据,改善品类结构,调整供货期,提高产品相关性能。我们可以看出,赋能强调的是增强了赋能企业自身的生态系统,那么企业在正常交易外还增强了利益相关者的生态系统,属于什么呢?常见的使能做法使能是通过使能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增强了被使能企业的竞争优势,让被使能企业更好地服务于其用户。使能企业站在被使能企业的角度思考自己如何增长很重要,使能企业会把关键资源能力分享给被使能企业,成为被使能企业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放大被使能企业生态系统的价值空间。例如阿里巴巴旗下APP钉钉,能为中小型的企业用户提供内部通讯、移动审批、考勤打卡、团队管理、客户管理等智能办公支持,并能够多维度地开展客户统计分析、运营统计分析、人员统计分析等,有助于中小企业更好地服务自己的用户。常见的使能做法有综合服务使能、金融使能、供应链使能、信息化工具使能、数据/大数据使能等。这与“赋能”类似,只不过是对象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从最终目的、思考视角、核心区别、具体做法三个方面来对比赋能和使能。表13-1赋能与使能的区别赋能使能最终目的更好地服务自己的用户让利益相关者更好地服务于其用户思考视角基于赋能企业的用户价值来提升被赋能企业的能力基于被使能企业的能力来思考使能企业的增长核心区别丰富了赋能企业的生态系统丰富了被使能企业的生态系统需要说明的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赋能与使能谁比谁好。使能与赋能最终的评价标准是:整个商业生态簇创造的用户价值大小、整个商业生态簇创造的社会价值大小、使能者或赋能者的市值大小、被使能者或被赋能者的市值大小。企业构建商业生态选择赋能还是使能利益相关者,除了价值大小的因素外,还有就是商业生态簇视角中各类角色及其业务活动的价值创造逻辑。腾讯在其构建的商业生态簇中,通过利用自己的流量优势和资本优势,快速进入每一个赛道扶持现有的优势企业,推动其快速成长,从而获取超额的回报。这种价值创造的逻辑,使得腾讯倾向于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好地服务于利益相关者自己的用户,天然的促使腾讯倾向于为利益相关者使能。与此同时,以微信为主要平台的新媒体公司在腾讯的商业生态簇中,每天制作大量的微信资讯来服务微信用户,并通过微信后台的分析统计结果来获得提升和改进方向。这又属于腾讯赋能利益相关者。而阿里巴巴构建了从零售、贸易到数据、物流、金融的商业版图。阿里巴巴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和投资,不是像腾讯一样获得股权的增值和收益的提升,而是为了与主业协同,形成自身更丰富和庞大的商业生态簇。这样来看,阿里巴巴便天然倾向于为利益相关者赋能。但同时,阿里巴巴又是一整套面向全球的商业基础设施,其物流、金融、IT系统、大数据可以作为别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关键角色,让利益相关者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用户。这种价值创造的逻辑又使得阿里巴巴使能利益相关者。接下来,我们探讨赋能和使能与“开放、竞争与合作”“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等的内在逻辑与异同。(二)开放、竞争与合作早在2008年,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曾呼吁:“华为开放就能永存,不开放就会昙花一现。”开放是“互联网+”“万物互联”时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在现实的商业生态中,无论焦点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赋能和使能,常常实行有质量的开放。例如携程对其上线的旅行社的管理、微信对微信公众号的审核和管理、淘宝对淘宝店主的审核等。赋能与使能、竞争与合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大部分情况下,赋能企业与被赋能企业属于合作关系。例如美团除了给中小商户带来业务外,还为商户提供管理信息系统等支持,提升中小商户信息化能力,进而更好地服务美团的终端消费者。显而易见,赋能企业与被赋能企业竞争较少,因为赋能企业没有必要提升一个竞争对手的能力。但凡事都有例外,若赋能企业控股了被赋能企业,或者赋能企业和被赋能企业背后属于同一个控股公司,则有可能出现赋能企业与被赋能企业直接竞争。vivo和OPPO两家公司一脉同宗,师出同一家公司——步步高,二者在供应商管理、门店选址、渠道管理等方面相互赋能,但在市场上对终端消费者的竞争也十分激烈。使能企业与被使能企业有可能竞争,也有可能合作。腾讯的微信发挥基础设施作用,为诸多教育公司提供平台,这些教育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微信群等,如火如荼地服务自己的用户。但腾讯有自己的教育频道,而且腾讯还投资了新东方在线、ABC360伯瑞英语、猿辅导等教育公司,这便出现了腾讯一方面使能某些教育公司,另一方面与其存在竞争关系。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支付宝直接丰富了大量中小商户的生态系统,让中小商户更好地满足终端消费者移动支付的需求。因此,支付宝和中小商户是使能且合作的关系。(三)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在商业生态簇中,如果某个企业与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产生连接,且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联系必须通过这个特定的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就是一个“中心”,这个商业生态簇就是一个“中心化”的商业生态簇。在中心化的商业生态簇中,“中心”掌控了各种信息流,进而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巨大的优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心”对单个利益相关者的发展影响很大,单个利益相关者高度依赖中心。由于中心对单个利益相关者的较大影响力,且能够调动更多资源,因而“中心化”的商业生态簇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更容易在“中心”的发动下开展转型和变革。与此同时,中心化的商业生态簇容易产生有失公平、抗风险能力弱等弊端。一方面,由于“中心”存在明显的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整个中心化商业生态便会自中心而向外地产生影响,外层的单个利益相关者可能面临不公正、不公平的境遇。另一方面,如果“中心”发生腐败、决策失误、恶意操控等,便会对整个商业生态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出现“中心”的一个失误,导致整个商业生态出现巨大危机的情况。由于具备“去中心化”的特征,单个利益相关者可以自由选择中心,自由决定中心。任何单个的利益相关者也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任何中心都不是永久的,而是阶段性的,中心对单个利益相关者都不具有强制性。单个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立体网络产生连接,而非通过线性因果和指令。此时,整体商业生态簇的意识是由下至上、由外向内产生的。一个去中心化的商业生态簇会有系统更智慧、抗风险能力更强、单个利益相关者更加自治和平等优势。首先,去中心化的商业生态簇中,单个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协同系统,可以释放出“化反”的能量和惊人的智慧。其次,由于单个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立体、多维度的通路连接,因而不存在由于某个中心的决策失误、恶意破坏、衰落而对整个商业生态簇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即便部分的单个利益相关者受到各种因素而衰败或脱离,这对整体的去中心化的商业生态簇影响也是有限的。最后,去中心化商业生态簇里单个的利益相关者高度自治,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行动规则,并通过自治和协同构成整体。不存在某个企业独占资源,利益相关者之间也更加平等。去中心化的商业生态簇也会面临转型变革效率低、具有一定不可控性等弊端。正是由于单个利益相关者的高度自治和平等,去中心化的商业生态簇必须通过大量的协商、协调来完成某项工作和任务,存在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难以出现大干和快干的局面。这样一来,加大了整体的商业生态簇转型变革的难度。同时,去中心化商业生态簇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很难有一种内生的力量引导整个商业生态簇的发展,而且即使用外力干涉也难以获得预期的方向。因而去中心化的商业生态簇具有一定不可控性。(本文原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8年四月刊《赋能型VS使能型,选择哪种生态圈》,作者为魏炜、汪鹏、蔡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