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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程文件全生命周期管理
面对动辄堆积如山的文件，仅仅分门别类还不够，还需要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即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管理，即我们上面说的“生死有命”。文件的“生”，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文件制定相应的发布机制。对于流程文件来说，必须有严格的开发、发布流程，流程Owner、相关方必须签批，以确保落地执行。常见的流程有《流程需求管理流程》、《流程开发管理流程》、《流程发布管理流程》等，通过建立这些流程管理的流程，才能确保流程能做到“优生”，不至于泛滥成灾。流程文件出生后，不能只生不养，还需要持续监控执行情况，避免用旧地图找新大陆，或导致实际业务跟流程文件两张皮。如何确保流程一直能处于最新的可用状态呢？最常见的做法是及时做流程的版本升级。通常，流程发布的时候要设置有效期，同时也要设立流程例行审视的机制，月度或季度的业务主动性审视，流程遵从性测试，半年度控制评估等都是很好的维持流程持续迭代升级的手段，通过这些手段确保流程能做到“优养”，不至于束之高阁，或放任自流。对于已经不适应业务场景，或者需要从根本上做调整的文件，则在新建的同时要将原文件进行废弃或失效处理。无论是什么原因进行废弃、失效，都要走正式的流程，如《流程失效管理流程》或《流程废止管理流程》等，经过流程Owner批准后，才能正式废弃、失效，同时需要只会具体的执行人员、相关方。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不立不破”，即先建好新的流程再去试点验证，并在通过后进行新流程的发布与旧流程的废弃。通过这些程序，确保流程能做到“善终”。
第三节店长如何处理好客户投诉
　　二、“造端于男女”的宇宙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的揭示，还使中国哲学中的一种人们似乎难以启齿然而却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即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性学”特质得以解读和澄清。　　诚如张祥龙先生所说，对“性别”的肯定与否可视为区分中西哲学一重要特征，如果说西方哲学是一种无性别的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则是一种有性别的哲学。这里所说的“性别”之“性”即男女之性。其实，对男女之性的肯定岂止是中国哲学的一重要特征，它乃可视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一最为根本的特征，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男女之性是作为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加以揭示，它以一种发生学的方式从根本上回答了宇宙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问题。　　而男女之性之所以作为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男女之性之所以根本地回答了宇宙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在中国哲学中，既然我们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的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也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这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之身体来自男女这一发生学的原理其实就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深不可测的东西。相反，“易则易知”，它就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人自身身体发生事件里。故男女之道不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开端，而且也从中径直开出关于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这一中国哲学的“创世纪”的宣言。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老的《易经》不啻可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性学”经典。从指代男根女阴的八卦的基本符号的阴阳两爻，6到周易《系辞上传》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性活动的直白，再到周易“咸卦”的爻辞、象辞中的种种不无性暗示的描述，这些被今之缙绅先生视为“不正经”而三缄其口的“身体书写”，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首经的殿堂以至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语言”。同时，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与“男女”相提并举且作为不易之论而业已成为人们的老生常谈。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传》），所谓“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構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十二章》）如此等等都莫不是其明证。因此，在中国哲学里，男女之性已不加区分异名同谓地作为天地之性。也正是基于这一不无鲜明和彻底的泛性主义宗旨，在老子的世界里，“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在班固的书里，房中者乃“至道之际”（《汉书·艺文志》）；在戏剧家李渔的心目中，世界舞台上只有男女两个演员，而中国佛学家们则更是以一种有“色”眼镜看世界，其不仅露骨地把大千世界目为活色生香的“色”的世界，而且还由此不无决绝地坚称，唯有戒绝男女才能与现实世界一刀两断而真正步入对所谓“空”的自觉。　　在这里，必须特别注意到的是，正如在中国哲学中通过现象学还原身体已不再是实实在在的身体，而是“销所归能”地成为一种不执于方体的生命行为、生命活动一样，同理，在中国哲学中使身体得生成的男女亦非是实在的两种实体（如男人和女人）或两种属性（如能动与受动），而是以隐喻方式表示的一种使生命活动得以构成、得以生发的一种纯粹的权能性“场有”，一种纯粹的发生性“关系”。它是一种既相对而又相关的关系，既差异而又同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关系因子惟其相对而成其相关，唯其差异而成其同一。在这种关系中，正如社会化的语言场中从不存在所谓的“私人语言”一样，每一关系因于亦不复而其自身特有的规定，其所指唯有相对相关于其他关系因子、唯有置身于整个关系语境中才能得以真正的发生和说明。故这种关系乃是《周易》中的“奇”“耦”相济、参“二”为“一”的作为“易之真数”和“关系函数”的“大叁”（“叁”即关系性之“参”，也即《天问》中所谓“阴阳三合”的“三合”），亦即为张载大力发明的所谓的“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这一“一物两体”的“两一”。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正是这种所谓的参二为一的“大叁”、所谓的一物两体的“两一”，使一种大易中所谓的“太和”之“和”成为可能，从而有“和”故有“化”而惟“化”方能“生”，遂有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这一古之生物学之至论，也即最终不是从“以同裨同”的“同”中，而是从“以他平他”的“和”中为我们化生出了人物之万殊和宇宙之日新。　　因此，中国古人之所以把男女视为是身体得以发生的“原发生命机制”，其并非是基于一种纯粹的生物物理考虑，乃是从中透显出一种极为深刻的哲学的机智、哲学的洞观，乃是由于其把男女之道视为“太和之道”的集中体现，把男女之道最终是与宇宙生命何以可能的“太和之道”联系在一起。故在中国哲学里，男女之道不再局限为夫妻床第之间的隐秘的私语，而是实际上下学而上达地升华为一种至大至公的形上之“道”的语言。这种形上之“道”的语言，就是被现代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目为作为生命最高真理的那种“彼此之间”的“对话”的语言。我们看到，无独有偶的是，在巴赫金的著作中，其不仅像中国哲学一样把这种“彼此之间”的“对话”视为世界万物得以生成的“元物理学”，而且也像中国哲学一样使该“对话”与男女活动相关联：“‘已在是匮乏的……仅仅现成的东西（nalicie）……面对我的纯粹表现活动，是女性的’。世界只是一位被动的妇人，心灵的男性活动[mud-是‘mudrost’（“智慧”）的词根，与表示‘睾丸’的词有联系]——尽管心灵也可以是一位女人的心灵——进入世界，以意义来穿透和贯注它。”7　　中外哲学家之所以在这里殊途同归地把男女之间对话上升为一种“道的交谈”，其原因在于，男女之间对话实际上已不再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意识间性”，而是径直通向了一种后后现代主义的所谓“身体间性”，8而作为这种“身体间性”，正如青年马克思“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这一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其既是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真正对话，同时该对话又是通过一种“身体语言”，即一种自然而然和不落言筌的自然本身的表达方式得以发生和实现。因此，正是男女之间对话使人的语言与自然语言得以内在勾联，从而使该对话已超越了囿于唯我唯心化的人类学语言的限定，而“道不我私”地成为贯彻天人之际和联通整个宇宙的最具普遍性的“元语言”。故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了一座人类梦寐以求的真正的语言之“巴比伦塔”的再造，因为其不仅可以使人类重叙手足之谊而不复蒙受尘世上分离之苦，而且还能够借以使我们直通天际地倾听到冥冥之中的天籁之声而与吴苍娓娓而谈。　　这种“对话”用中国哲学特有的术语来表述，同时也就是实际上作为中国哲学至为中心的概念的交感之“感”。耐人寻思的是，作为《易经》下经首卦“感”（咸）卦，其下卦“艮”是少男，上卦“兑”是少女，故“易之咸，见夫妇”（《荀子·大略》），“感”象征着男女感应之道，且“感”字去“心”为“咸”，表示该感乃为无意识和极本然的“身体性”之“感”。此外，“咸”字又有皆的含义，这同时意谓着该男女之感乃泛化和贯彻于世间万事万物之间，意谓着该男女之感乃为宇宙普遍性真理的体现。故《系辞上传》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东晋高僧慧远指出，“《易》是以感应为主体”，章太炎亦宣称，“《易》无体而感而体”，而《易经》中以阴阳两爻的“感应交织，重重无尽”方式展开的64卦宇宙图式，其实正是对这一“以感为体”的易学本体论的生动的阐明。“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沉冥”，诚如诗人陈子昂所言，男女之交感已借象喻义地呈现在林林总总的世界万象之中，其或为日月，或为寒暑，或为牡牝，或为刚柔，或为聚散，或为升降，或为动静，如此等等。而不明白这一点，试图像后人那样仅用一种单一的、抽象的和玄之又玄的所谓“阴阳要素”理论来介说该男女之感，除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证不符（由于阴阳这一词汇是晚出在战国时期的《易传》里）外，还犯了“说不可说”之大忌而必为真正的中国哲学所诟病。　　因此，中国哲学与其说是一种“性别”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性感”的哲学，且为人类哲学中最具“性感”的哲学。不惟传统西方的“无性”哲学为之甘拜下风，乃至现代西方的诸如弗洛伊德、梅洛—庞蒂、福柯的性的哲学，亦由于其对于性的维度的理解的褊狭而难以望其项背。在中国哲学中，男女之性感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被退返和还原到每一个个人。中医理论坚持每一个个体身体生命都可阴阳辩证即后者的印证，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黄帝内经》后不无诧异地惊呼，黄帝的身体竟是双性同体的，这样，西方人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　　同时，有“感”必有“情”，强调“性感”之“感”必然要强调和突出由“感”而生的“情”。《易经·咸卦》谓：“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清儒戴东原亦称：“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原善》）。故中国哲学既是一种“感”的哲学，又不失为一种“情”的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世界乃“有情世界”，众生乃“有情众生”，“六爻发挥”乃“旁通于情，”社会之礼乃“因人之情”，事物之理乃“无过情无不及情”（戴东原语）。于是，“情深而文明”，这种“唯情主义”和“泛情主义”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和被及到中国各个文化形态之中，而成为有别于西方的“理”的文化的中国文化自身的殊胜特征。从中国文字中的“情况、情形、事情、实情、情节、情景、情报、情操、情理”等等名词的所蕴含的别致的内涵，到中国文学艺术提出的“情者文之经”、“为情而造文”、“缘情体物”的主张和观点，都无一不为我们透露出中国文化重情、隆情和不无多情的信息。因此，正是从“情”出发，才有了中国古代文采飞扬、辞情并茂的诗经、楚辞、唐诗和宋词，才使生离死别、怀春悲秋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骚客的咏唱不绝的主题，才使中国文学艺术作品在充溢着阴阳虚实相间的氤氲生机的同时，还始终牵连着演绎出不绝如缕的、绵绵无限的情思和情趣。　　总之，如上所述，对男女性感的揭示不啻已成为破译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隐秘的一把钥匙。无疑，这一揭示无论是对于中国哲学文化还是对于整个人类哲学文化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一种“原发生命机制”的发现，它使身体及身体场的生成基因得以真正的哲学上的洞揭和体认，从而使我们之于“生活世界”的一种更为彻底的“现象学的还原”成为可能。此外，更重要的是，其中所体现出的所谓“太和”之道，作为一种有别于思维辩证法的生命辩证法，乃是对今天方兴未艾的有别于“独白”的哲学范式的“对话”哲学范式的至为深刻的肯定。而该哲学范式作为一种所谓的“异中之同”，所谓的“不同之同”，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所追求的“同一性”原则的反拨，又可对反传统的西方后现代哲学所追求的“差异性”原则给予矫治，从而为我们开创和开辟出了走出当代人类哲学困境的一条真正可行的途径。它毋宁说告诉我们，人类最深重的和原发性的危机，乃是日隆的男性权力话语和与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导致的生态性危机，而医治危机的根本良药，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国古老的《易经》中为我们所昭示的那种“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
65.​ 还原与回到现场的能力
在日常工作中，很多业务主管，还有下属在向林枫汇报工作，其中描述了各种场景和情形，林枫一直保持审慎的态度去倾听和处理。林枫在以往的工作经验、教训中领悟了一个道理，别人向你汇报的事情、反馈的信息，都是经过高度抽象及筛选过的，你需要“回到现场”，还原为事件与人本身，因此HR高管要有从抽象数据还原事件或事实本身的能力。具体的方式是，对于重要的事宜，要直接找当事人了解信息，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去实地调研，在真实的场景下获取最直观、真切的信息。这样才能获得足够的决策信息依据，并能了解当事人的立场、感受其做出之前行为的原因（包括内在与外在的）。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处理一些纠纷、投诉、申诉之类的场景。处理这一类事情需要务实、谨慎、理性的态度，是对智力、情商、判断力、决策力、解决问题能力的考验。罗振宇2019“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提到：我们思维里经常用一个等号，等号的一边是事实，一边是根据某种原则的抽象。真实世界的很多东西，被等号全丢掉了。我们从小就认识的等号，听了这节课之后，我发现，我其实并不懂它。何止是等号，我们从小到大，认的每一个字、读的每一本书、懂的每一个道理、受的每一次教育，认识了多少和等号类似的东西，其实就是把真实世界抽象化的过程。过程中，有大量的东西被丢掉了。这就是人的宿命，我们的心智成长一直伴随着这个过程，一边得到，一边丢掉。因此，不抽象，我们就无法深入思考；不还原，我们就看不到本来面目。过去，我们以为能把世界抽象化，这是很大的本事，因为你能用一个很高明的、很简洁的抽象模型来解释这个世界，那是最了不起的事，那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式的成就。但是，对做事的人来说，使命不止于此。还原能力才是做事的人，逼近事实真相、把握小趋势最稀缺的能力。还原能力，就是我们逼近事实真相的一副眼镜。戴上了这副眼镜，你看待世界、评估价值的标准就完全不一样了。林枫偶尔读到一期刑事案件侦查专家的访谈，这位专家日常所从事的工作是刑事案件的现场勘查和痕迹案件的检验工作。刑事案件现场是纷繁复杂的，所以痕迹检验和现场勘查工作很具有挑战性。首先，现场勘查工作克服冬天寒冷、夏天炎热的气候环境。同时，现场勘查工作要面临尸体腐臭、空间狭小、风霜雨雪等特殊现场环境，可以说这项工作是比较辛苦的。其次，不管案子发生在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地方，现场勘查这项工作都要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始。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要赶到现场开展现场勘查。到达现场以后，整个参与现场勘查的勘查人员就开始眼、脑、手整个身体都调动起来。现场勘查人员在现场从上午到下午乃至深夜，整个过程是全身心投入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一个痕迹以后，要研究是如何形成的，同时要跟上一个发现的痕迹和下一个可能要遇到的痕迹整个联想起来，这样才能形成对现场的全面认识，才能复原现场。每一次勘查现场都像面临一场大考。现场如果有一点点小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整个现场勘查的失败。我们跟其他，比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样品是可以重复取的，而且可以按照需求提取样本，提取样本的数量是可以靠自己决定的。而我们在现场提取物证的时候，这个物证多少、能不能满足检验需求，实际上不是勘查人员说了算。在一定程度上说，应该是作案人留到现场多少你才能提到多少，而且是尽最大可能地提取现场的痕迹物证。尽管你尽最大可能地提取，但是从检验的量和方向上都是一个挑战。所以现场勘查人员总感觉到每一次勘查现场都像面临一场大考。在这场大考中，应该说考验的不单单是你对现场的认识，对你来讲也是工作责任心、事业心的考验，因为在现场除了对你的积累知识、思维能力是一个考验外，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工作，更多的还是考验你有没有毅力坚持把这个现场勘查好。其实，我们在工作中主要是面临这种情况。通过脚印、手印能分析整个作案过程。在一些案件上，手印、脚印是大家熟知的两种痕迹，这种痕迹是现场经常发现的，也是勘查现场的起点。通过脚印确定作案人如何进入现场；通过手印，把它作为现场的物证。通过对脚印、手印的分析，还能分析整个作案过程。同时利用这两种痕迹与其他痕迹的关系，分析整个作案人的动机、作案过程。刑侦工作最重要的能力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刑侦工作是最锻炼人、最培养人的一项工作，也是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岗位之一。要做好这项工作，最重要的能力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到现场如果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就发现不了问题。敏锐地发现问题和判断问题的能力十分重要，通过观察现场问题，获得案件侦查有价值的线索。这方面能力是要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去学习，要学习与刑事侦查和现场勘查工作常常涉及的相关知识，要借鉴经验，并且不断地与现代科技相融合。实践知识对刑侦工作也非常重要，所以在生活中也要注意积累，比如一些民族习惯、当地风土人情。同时大胆地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自己的理论知识有效融合，这样才能取得刑事侦查和现场勘查工作更大的成效。林枫发现以上现场勘查经验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有参考性，就是要深入现场，尽量多收集客观信息，从而推断事件发生的经过，尽可能还原真相，以高度的责任心与细致入微的观察，做出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第6章​ 动态激励对象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孙权
三、招商“铁军”的能力模型
这是招商“铁军”核心的素质模型部分，作为岗位胜任能力模型，包括表达能力、记忆能力、判断能力、反应能力、抗压能力、学习能力、财富敏感能力、征服能力等8项能力素质指标，企业可以给8项指标设计分值，根据打分情况，对招商“铁军”团队成员进行销售能力的综合评估。招商“铁军”能力模型如图9-8所示。图9-8招商“铁军”能力模型招商“铁军”具备以下八大能力：（1）表达能力。无论是兼具教练职能的招商总监，还是与潜在加盟商直接对话的招商经理、招商专员，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是招商谈判制胜法宝之一，一个不善言辞的招商人员很难跟客户顺利交流，他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招商人员。招商人员运用自己出色的口才把项目优势介绍给客户，给客户留下良好的印象，好的开端预示着成功了一半。（2）记忆能力。招商是一项注重细节的销售工作。招商人员对于招商过程中所有细节进行记忆，可以为企业提供素材，方便相关人员撰写成功客户故事，为后续的招商提供具有说服力的客户案例。（3）判断能力。对事物的判断能力是销售人员提高效率的基本能力，招商“铁军”尤其如此，比如招商专员给潜在加盟商拨打电话，招商专员必须在60秒内对该客户作出迅速判断，这个潜在加盟商是不是我们的意向客户，如果不是，招商专员要迅速挂断电话，开始拨打下一位潜在加盟商的电话，绝对不在非意向客户身上浪费时间。（4）反应能力。在招商过程中，加盟商会提出很多问题，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突发状况，这些都需要招商“铁军”团队成员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圆满回答客户的问题，妥善处理突发事件，才能获得较高的客户满意度。（5）抗压能力。连锁加盟行业鱼龙混杂，骗局随处可见，让人防不胜防，因此连锁企业招商的难度很大，招商“铁军”具备超强的抗压能力，屡败屡战，誓不放弃，直至招商成功。（6）学习能力。学习能力也是招商“铁军”必备的能力之一，一个优秀的团队首先就是一个具有学习力的团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群营销、直播营销充斥网络，招商人员也需要与时俱进，及时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并充分应用到招商全流程中的特定环节。（7）财富敏感能力。招商“铁军”必须具备财富敏感能力，保持对项目盈利的强烈欲望，相信招商“铁军”在这种财富敏锐度的驱使下，将加快加盟项目的持续成交，不断提升招商业绩。（8）征服能力。在连锁企业的招商过程中，招商人员有时会遇到比较刁钻的客户，一般的招商人员可能会望而却步，但是招商“铁军”具备一种征服能力，征服的欲望促使其知难而上，勇于挑战，他们会想方设法与客户签约。
五、人际关系的本质
每一种文化都有关于自己与他人相互联系的方式假设，以保证团体的安定和舒适，包含什么是权威的基础，权力的正确分配方法是什么，人与人之间关系应有的态势（例如竞争的或互助的）等假定。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假设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权力影响和等级制度；二是亲密性、友谊和同事关系。在人际关系背后更基本的假设是：人与人之间是侵犯性的还是合作性的，各种社交准则都由此而来。分析人际关系，可以采用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02-1979）的“模式变量”。这一模式把人际关系维度分为五种变量，包括情感型或理智型（受情感支配还是情感中立）、扩散型或专一型（权利义务是泛化的还是单一的）、普遍型或特殊型（准则是针对所有组织成员还是针对特定人员）、品质型或成就型（观察身份还是观察做事，归因导向还是成就导向）、个体型或集体型（最终目的是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这些模式变量，基本上可以确定组织中人际关系假设的方向。沙因告诫人们，组织文化研究中最困难的不是找出并确认这些假设，而是这些假设能不能在组织系统中构成一个逻辑相扣的整体。如果在共识上不一致或者互相冲突、杂乱无章，就说明该组织并未形成完整的文化，或者是几种亚文化在打架。只有找到真正的共识，才能最终说明文化。那种不管是否达成共识而奢谈文化的所谓研究，是最没文化的表现。
美好生活：一位女性加盟商的一天
××女士是山东地区的加盟商，她几年前加盟一个美容项目，到现在为止做得很成功。前不久，作为顾问，我受邀去她的门店考察调研。通过调研、访谈，我了解到××女士一天当中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把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展示了一位当代女性的高品质生活。她每天早晨7点起床，吃完早餐，她会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到门店开晨会，接下来做身体护理，上午11点半，她会准时回家吃饭，饭后午睡。下午，她到一个健身房做健身运动，然后接孩子回家，吃完晚饭，她就到门店开会，将当天的营业收入做财务处理。这是不是大多数女性向往的生活？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对于女性而言，加盟一个这样的项目，自己开一个门店，既可以照顾家庭，又可以拥有一份事业，还可以过上高品质的生活，这是很多女性梦寐以求的生活。这位女性加盟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1，​ （1）有房有车，有可爱的孩子；第2，​ （2）上午美容，下午健身；第3，​ （3）晚上收款入账。当这样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呈现在加盟商面前，很多女性客户无法抗拒这种诱惑。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为她们找到合适的项目，帮助她们实现美好的愿景，是促成女性加盟商与企业合作的关键所在。大家想象一下，在规模宏大的全国招商会现场，如果有这样一位女性加盟商讲述自己的故事，会起到什么效果？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女性都会目光迷离，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谁不向往这样的生活？
3.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伤害就没有买卖
有一句格言说：一个乞丐绝不会嫉妒亿万富翁，只会嫉妒比他收入更多的乞丐。这话反过来也成立：一个亿万富翁也不会鄙视一个乞丐，鄙视这个乞丐的总是那些收入更多的乞丐。所以，刚从农村出来的更容易鄙视农村人，中产阶级容易鄙视小白领；看电影的鄙视看电视剧的，看话剧的鄙视看电影的。同样是看电影，看文艺片的鄙视看好莱坞的，看好莱坞的鄙视看国产剧的等等。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如网织的鄙视链中。营销上所展示的生活方式往往是中上阶层、甚至是富裕阶层的，但要让消费者觉得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通过营销，消费者把“什么是正常的生活水平”无形中提高了。为什么我们花的钱多了，却感觉变穷了？原因在于所攀比对象的消费水准是在不断上升的，而攀比者总也赶不上被攀比者财富和消费的上升速度。为了维持所渴望的生活方式和水平，我们必须不停的赚钱，不停的消费。这貌似是个无理性怪圈，实际是社会本能体现的必然结果。在本能营销者看来，营销是什么？营销就是跟富人谈谈感情，跟穷人谈谈钱，没有比较哪有伤害，没有伤害哪有消费动力？读到这儿，你是否感觉到心理有点不适？然而这就是真实存在的人性，也是真实的市场规律。请继续睁大双眼：纯洁到无法接受人性暗黑一面的人，就无法完整的了解“人”，也就根本不适合从事市场工作。
2.对出资不到位的股东如何限制他的权利？
各位读者，你有遇到股东资格不到位或者虚假出资而引起的纠纷吗？对出资不到位的股东，其他股东是否就无计可施了呢？1.在公司设立阶段，股东之间应就设立事项及出资问题（未履行出资、抽逃出资、迟延出资、虚假出资、瑕疵出资）在《出资协议》中进行约定。2.在公司成立后，应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出资不到位的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3.对于没有足额出资的股东，公司没有权利将其股东资格直接否定。但对于侵害股东权利的行为，侵权股东需要承担法律上的侵权赔偿责任。公司章程可约定股东按照实缴的资本享有表决权。在公司股东会就股东除名进行表决时，拟被除名的股东不得行使表决权。如果发现股东出资不到位，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举措来保护自身利益。从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中，可以查到公司成立时的出资情况。还可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进一步验证该股东是否将不动产或者知识产权变更至公司名下。你可以前往相关部门，查实该不动产或者知识产权是否已经变更到公司名下。如果发现股东没有履行变更登记，就可以认定该股东出资不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对于应缴出资而未缴出资的股东，可对他的分红权进行打折，也可让他不享有公司分红权，相应分红由其他足额出资的股东拿走。可约定延迟出资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按实缴出资享有表决权。这样，对于未实际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他在公司的话语权就会大打折扣。对于股东出资，尽量不要设置太长的付款周期。付款周期越短越好，实在需要分期付款的，也尽量控制在三个月或半年以内。还可约定一个回购条款，约定如果有股东延迟出资，达到一定期限的，其他股东可以按照一个价格（这个价格肯定是很低的）直接收购这位股东的股权，以达到让这位不出资的股东直接出局的目的。总之，有股东延迟出资时，就进可攻（要求他实缴出资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也退可守（收购他全部股权令他出局），这样才会更加占据主动。
产品组合促销
如果企业不是采取宣酒、口子窖等大单品策略，那么在市场上的产品一定会有三六九等，有卖的量大可是价位偏低不赚钱的产品，有卖的量小却价位高利润很丰厚的产品。对终端老板来讲，会喜欢赚快钱越省事越好，愿意进货的往往就是卖得快的产品。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制定产品组合促销政策来调整终端进货品项，促进各品项的长远发展。通常情况都是一个系列成一组做促销，如进双沟珍宝坊一组（君坊×件、圣坊×件、帝坊×件）送云南旅游。这些大道理大家都懂，关键在于如何设置各产品的比例，非畅销产品或高价位产品太多，有可能挫伤终端进货积极性，低端畅销产品过多又达不到预期目的。九、包量返利坎级奖励市场上成熟品牌为了维持自身产品优势，牢牢抓住终端，打击竞品，会与终端签订包量返利坎级奖励，即根据终端年度销售总量进行坎级奖励。奖励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产品等实物。为了促进终端推荐积极性，实现资金回笼，在年度奖励的基础上往往还会增加半年度完成奖。参与包量返利坎级奖励的终端，往往还会有一些附加条件，如产品最低售价、陈列、店内氛围等要求。笔者认为包量返利坎级奖励对于经销商效果不错，可是对于终端的促进作用有限，反倒有可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给予经销商或者终端返利过大，极易出现客户为了高额返利，底价甩货的情况，所以返利一定要适度。在包量返利坎级奖励等明返政策的基础上，还可以延伸出暗返政策。暗返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管控销售过程，返点多少需要根据终端库存、价格体系、新品推广、促销配合程度等情况综合确定。十、提前回款奖励为了提升终端销售我们产品的积极性，挤占竞品空间，加快经销商运营的现金流，终端提前支付货款，将给予一定回款奖励。如中秋活动前，终端提前一个月在经销商处预存10万元，除享受正常的进货政策外，还可以享受银行利息或一定比例的现金奖励。采取这种方式的经销商一定实力雄厚，经营年数较长，在终端很有口碑，同时经营的产品在市场有一定品牌氛围，不然终端不会买账。该政策进行一定延伸可演变为入股分红制，如终端入股十万元，年底享受保底×%的奖励。十一、排名奖励针对市场上累计销售前×名的终端及年度特殊贡献终端，除给予合同约定的奖励外，额外给予排名奖励。如第一名给面包车，第二名给60英寸彩电，第三名给电动车等。为防止终端为了得奖励，竭泽而渔拼命压货的情况，必须设置一定条件：第一，库存不能超过一定比例；第二，窜货具有一票否决权，窜货的终端不能参与该活动。当然排名奖励不一定非得以年度为单位，以季度、半年或者某一特定时间段也可以。
　　(四)
如前所述，我们对中西语言哲学的整个分析已为我们勾画和界定出了人类两种风格迥异、取向不同的语言学。一者是滥觞于其古代的认知理性精神的西方式的语义学的语言学，一者则为渊源于其古代的实用理性精神的中国式的语用学的语言学。实际上，语义学与语用学这一区分，不仅是从哲学层面对中西语言各自本质的高度概括，而且其可以作为以语言为坐标的人类文化的两种“元模式”，从中使我们对中西文化的内在的深层隐秘得以破译和洞揭。换言之，正是由于其对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领悟，导致了中西致思方式和取向上的迥隔霄壤，导致了诸如重认知和重体证、重实证和重实用、重理性和重情感、重真理和重伦理、重科学与重人文这类存在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种种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立、冲突和分裂。　　无疑，无论是这种西式的语义学还是这种中式的语用学，都均具有自身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前者的深刻合理表现为，其对语言表达的指示性、确定性、规范性及符合性的强调，旨在突出语言表达所固有的属物的合规律性的认知属性。显然，也正是基于对这一语言学的取向的积极肯定，才使我们的语言能够一直司职为人类看护世界必然的最基本的思想形式，并从中繁衍出了以庞大的表象符号体系为载体的西方科学之隆盛。另一方面，后者的深刻合理表现为，其对语言表达的工具性、开放性、非规范性及交流性的强调，则旨在突出语言表达所固有的属人的合目的性的价值属性。无疑，也正是基于对这一语言学的取向的自觉认同，才使我们的语言可以始终坚守于对人自身自由意志的服务之中，并致使东方文化不是以“表义”的“科学”之隆盛而是以“言志”的“诗学”之辉煌引以为荣。　　然而，中西语言学的深刻与合理又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与合理。也就是说，无论是西方的语义学理论还是中国的语用学理论，都不失为一种各执一端的理论。实际上，正如俄国语言哲学家巴赫金所言，就其实质而言，语言之活动形态本身乃为一种作为无限开放系统的人的族类生命活动形态。而作为这样一种生命活动形态，其最终既不是以单纯的知性的法则也不是以单纯的效用的法则，而是以二者之兼统的康德所谓的最高“判断力”法则为自身规定的。换言之，在语言活动中，其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始终在互斥中互补，在相反中相成。这种二者的辩证统一意味着对语言的正确把握既不应执指为月，以筏为岸；也不应弃指望月，舍筏渡河。故语义学的语言学之旨与语用学的语言学之旨看似相悖，实为会通。离却前者，语言表达就会由于失去其明确的必由之径而流于缘木求鱼之举；没有后者，语言表达就会由于价值之盲目、价值之迷失而成为“死在句下”的东西。　　人们看到，这种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相互会通的关系，业已开始得到众多中外语言哲学家的认同。维特根斯坦说：“相信火会烧伤我与害怕火会烧伤我二者是同一种类的。”(《哲学研究》，第473节)在此，维特根斯坦已开始意识到了语义上的事实判断与语用上的价值判断二者之间所隐含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同时，也正是作为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奥斯汀在《怎样以言行事》一书中把语言行为区分为语义性的“以言表意的行为”(locutionaryact)与语用性的“以言行事的行为”(illocutionaryact)，并且宣称：“一般而言，以言表意行为完全和以言行事行为一样，只是一种抽象；每一种真正的言语行为都是二者兼而有之。”85而塞尔比奥斯汀走得更远，他从英国分析哲学家保罗·格赖斯的“意义一意向”的一元整体论思想出发，根本否认可以在以言表意与以言行事行为之间做出区分，认为“没有两种不同的行为，只有对于同一行为的两种不同的标签。……对于多数情况而言，抽不出与以言行事行为不相关的以言表意行为”，“研究语句意义在原则上和研究言语行为没有区别”。86质言之，塞尔最终断言，任何以言表意行为都是以言行事行为。　　其实，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当中，真正对语义学与语用学会通之旨给予深入力揭的当推德国哲学家阿佩尔。正是这位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康德，通过其极富创造性的研究而从根本上消除了二者之间森严的分界。在阿佩尔的学说里，这种语义学与语用学的会通不是像奥斯汀、塞尔那样借助于一种经验主义的语言分析，而是从单纯的“主体—客体”关系论域走向立体化的“主体—客体—他人”关系论域，更为深入地通过一种“后皮尔士主义”的所谓“先验符号哲学”而提出的。该“先验符号哲学”指出：既然人类不能通过与世界直接照面而只是借助于语言陈述形式来认识世界，既然任何主体之于客体的语言陈述形式本身都旨在于并依赖于其他主体的接受认可，那么这最终意味着，对世界的认知性的“说明”与人本身的社会性的“理解”，二者以及语言这一人类的“思想货币”其属物的“现实价值”与其属人的“流通价值”二者本身乃须臾不可分离。故阿佩尔断言：“‘理解’不能被理解为‘说明’的对立行为，……这两种以符号为媒介的知识样式甚至在本源处就是互补的。”87而这种语言的“说明”与“理解”之间内在互补关系的揭示，不仅以一种“居间的立场”实现了英美科学学语言哲学与大陆解释学语言哲学的历史性对接，而且从中实际上也最终意味着语义学原则与语用学原则之间的真正的理论和解。　　如果说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中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相互会通主要表现为哲学家们对语言的“说明”与“理解”二者辩证关系的认可的话，那么在中国古代语言哲学中，这种会通则主要是通过对所谓的“语默不二”命题的揭示而得以说明的。在这里，“语”指语言的符号指示之语义形式，“默”指语言的心灵相契之语用宗旨，“语默不二”意味着语言的这两个方面乃是缺一不可而相互补充的。这种“语默不二”也即后禅宗哲学家们所谓的“语即默，默即语”，所谓的“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所谓的“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所谓的“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所谓的“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所谓的“不依住而住，不依无住而住”，所谓的“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所谓的“借功明位，用在体处，借位明功，体在用处”。这些耐人寻思和充满辩证机智的话语，体现了中国古人对语义与语用之间二律背反的消解，是对语言真实本质、语言体用不二这一最高的圆融境界的彻悟和醒觉。　　而语言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也为我们揭示出这一语义学与语用学相互会通之旨。以西方语言学的发展为例。如前所述，从古希腊开始西方语言学的研究一直为一种语义学哲学传统所统治，该传统由亚里士多德正式奠基，经早期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发扬而在西方现代分析哲学中被推至鼎盛。在此之后，随着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推出，分析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合流以及现代解释学的迅急抬头，一种新的语用论语言哲学开始崛起并成为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运动的最主要的潮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语用论语言哲学风靡的结果，又导致了今日西方人对传统语义学的积极的、合理的意义的重新关注，以及将语用学与语义学加以整合的要求。从利科的关于解释学与分析哲学并不排斥的观点，到哈贝马斯的之于“普遍语用学”的“客观性特征”的强调，以及阿佩尔的“先验符号哲学”对于现代解释学业已“走得太远”的倾向的纠正，都为我们显示出了这一语言学发展的新的征候。因此，纵观整个西方语言哲学发展的历史，其毋宁说经历了一个从语义学到语用学，再到语用学与语义学兼统这一历史否定之否定式的正反合的演进历程。而这种历史的演进历程，恰恰以一种历史辩证方式为我们彰显出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二者所固有的相互会通的禀性。　　西方的语言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是如此，中国的语言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也不例外。整个禅宗的语言哲学的运动变迁即是其最好的说明。在禅宗前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极为看重梵文经典的语义的翻译注释，从鸠摩罗什所谓的“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之谶，到道安、彦琮、罗什、玄奘、窥基等佛经翻译家的文字能生般若的愿念，无一不可为其佐证。但自五祖慧能的《坛经》始，宗风为之一变。禅门五家七宗便在“不立文字”上做足文章，其视读经为执指为月之举，而把纸墨文字看作因缘方便，不是语义的注释而是语用的机巧成为禅学的主要内容。然而，自宋以降，由于禅宗灯录的大量刊行，参究公案的日益流布，禅宗又从“不立文字”走向“不离文字”，“借言以显无言”的文字禅又开始纳入到“无语中有语”的无字禅之中。因此，在以禅宗语言哲学为代表的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一种从语义学到语用学、再到语用学与语义学兼统这一历史否定之否定式的正反合的演进历程。而这种中西语言学运动模式的归同，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对语言哲学的共同的、普遍的规律的殊途同归的有力印证。它再次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为我们印证了，语义学的语言哲学与语用学的语言哲学看似相悖实为相通，故不是厚此而薄彼，而是彼此的互综方为步入语言之大道的唯一的入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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